——有关代表及专家谈采煤沉陷区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
“随着采煤沉陷范围加大，全市最终塌陷面积将达687平方千米，相当于100个杭州西湖。”今年两会期间，安徽省淮南市养牛大户刘琴代表提交了一份“关于建立沉陷区综合治理专项资金的建议”。刘琴所在的淮南市是国家13个亿吨级煤炭生产基地和6个大型煤电基地之一。随着大规模开采，该市形成了大面积沉陷区。2013年底，淮南市塌陷面积约220平方千米，涉及31.1万居民。
由于近几年煤炭企业不景气，部分企业出现严重亏损，甚至有个别企业出现了靠贷款发工资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煤矿企业用于沉陷区治理的资金短缺，青苗补偿费不能保证按时发放到位，双方的矛盾也日益严重。此外，因采煤沉陷造成的生态环境恶化也日益加剧。
“据不完全统计，在2011年35.2亿吨的煤炭产量中，其中92%来自于地下开采。而截至2011年底，全国煤矿采煤沉陷损毁土地已达100万公顷，每年还以7万公顷的速度增加。”中国矿业大学教授、土地复垦与生态重建研究所所长胡振琪表示，采煤沉陷地治理复垦是我国难度最大的复垦工作。
有关权威人士表士示，资源型城市、煤炭产区特别是采煤沉陷区曾经为共和国的矿产、能源供应立下过汗马功劳，这里的人民曾付出过巨大的牺牲。我们不能忘恩负义，而应当举全国之力，拿出资金、政策、技术来，尽快加强并完成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还矿区人民一个碧水蓝天，还他们一个美丽家园。
山西是我国的煤炭大省。独特的地理位置、优良的煤种和便利的开发条件，使得山西煤炭资源得以大规模超强度的开发和利用，成为新中国建立以来产煤第一省。同时，由于山西煤炭资源的高强度开采，矿山地质环境破坏日益严重。据统计，该省不仅历史欠账始终未能解决，而且煤矿采空区仍以每年80多平方千米的速度扩大，矿区民众生活质量明显下降。2015年9月，经国务院同意，山西省成为采煤沉陷区治理试点省。
2016年6月，山西省人民政府出台2016~2018年全省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工作方案，拉开综合治理采煤沉陷区序幕。这份工作方案为山西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列出了详细时间表：2016年~2018年，对59座煤矿进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历史遗留矿山环境综合治理率达到35%；对40个重点土地复垦区进行复垦，累计完成310平方千米的土地复垦任务。据了解，山西省将大力发展封育技术、种子库技术、动物技术和微生物技术等自然修复技术；大力研发推广矿井水水质处理和利用技术；研究生态产业发展的重点和开发生态利用新技术等创新方法，以及引入市场机制，破解治理资金瓶颈等新机制，对该省采煤沉陷区进行地质环境综合治理。
据山西省的初步调查，该省因采煤造成的采空区面积近5000平方千米，其中沉陷区面积约3000平方千米，受灾人口约230万人。可以看出，山西省要走的路还很长。
近年来，国内各采煤沉陷区都在调动科研院所的积极性，重点支持研发一批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的关键技术，同时也引进了国外已有的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新技术。“运用科技手段可以治理采煤塌陷区。”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环保部主任谭杰介绍了四种方案：第一种是源头治理，即绿色开采矸石充填；第二种是将沉陷的农田变成水中生态养殖；第三种是用发热量不高的矸石填埋沉陷区，上面再辅以一米多高的黄土，然后种植；第四种是将沉陷区连成片，变成湿地，变成“城市之肺”。基本方法有了，但我国各地采煤沉陷区面临的情况不一样。“云南、贵州地区都是小煤矿，塌下落差不大，一般上面撒草籽疯长即可；山西省沉陷深度也不大，一般可以种植农作物、经济林等；在北方，人们把沉陷地收缴起来，集体种植花卉和经济林，或者种植蔬菜、水果、大棚。”谭杰表示，“总之，各地采煤沉陷区治理都需要因地制宜。”
不过，在胡振琪看来，上述四种常规方案还远远不能概括治理采煤沉陷区的难度和技术含量。将黄河泥沙作为充填复垦材料，通过取沙、输沙、沉沙排水等技术，构建了像五花肉一样的夹心式土壤结构，这项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耗费了胡振琪团队的多年心血。胡振琪表示，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外煤炭富余的地方，对采煤沉陷区有明确要求，“必须恢复与原来的景观一致”，高成本的“井下矸石充填”和“沉陷区上部填充”便是两大选择。“咱们的采煤沉陷区科研难在既要啃下‘硬骨头’，又要最大限度降成本。”谭杰举例，“比如矸石充填，除了固体矸石，科学家们还要攻关胶状矸石、膏状矸石，难题就在于它们既要有支撑沉陷区的硬度，又要便宜。”“虽然我们的国企和民企煤矿都在努力，但土地复垦率整体上还是偏低，大约在48%。”现在，困扰谭杰的难题是：大家都在治理，却没有一个统一标准，“我复垦完了政府认不认，认定标准在哪里？现在还没有，我们盼望着早日出台相关标准。”
而对刘琴代表所在的采煤沉陷区来说，他们渴望的不仅仅是标准，还有资金、政策、技术的支持。为此，她建议，有关部门应建立沉陷区综合治理专项资金，利用大面积沉陷区水域发展渔业、建设湿地公园等，用于恢复沉陷区生态环境。
曾对采煤沉陷村治理状况做过调研的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张玉林表示，各地受地理和地质条件、沉陷范围、人口密度等因素影响，治理方式、治理成效会有所不同。虽然各级政府为此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和财力，但是从调查过的村庄治理成效来看，村民似乎越陷越深，反复求告却始终得不到有效回应，简直成了“被抛弃的一群”，而“沉陷”问题也一直是当地最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
“我想强调的是，被调查村的案例所反映出的不只是‘腐败’或不作为、乱作为问题，还有整个治理系统的严重缺陷。因此，有效的治理需要弥补制度‘裂缝’，甚至需要重构农村的治理系统。这涉及面甚广，任务异常艰巨。”张玉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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